抗战时期，陶先生为造就民族解放一代新人，在重庆办起了“育才学校”，挑选了不少孤儿入学。有一位女学生是朝鲜抗日战士的孩子，才华初露，先生十分疼爱。但当先生得知她是朝鲜孩子时，就用商量的口吻说：“你还是进社会组，学社会科学吧，好不好？”朝鲜女孩不解地反问：“为什么？我从小喜欢作文，写诗……”先生耐心地开导：“你的祖国现在更需要哲学，政治经济学，科学社会主义！”经先生一指点，女孩懂了，她仿佛看见战斗在长白山麓的父亲，正向她致意：陶先生是对的……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，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、社会的唯一出路。
在陶行知看来，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“死读书、读死书、读书死”的传统旧教育；有了生活教育，就能“随手抓来都是学问，都是本领”，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“增加自己的知识，增加自己的力量，增加自己的信仰”。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、学校、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。他说：“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。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。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。在死教育、死学校、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”。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，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，在当时的历史下，对普及识字教育、扫除文盲，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。如陶行知提出“教学做合一”，要求“教”与“学”同“做”结合起来，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，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，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，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，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，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。
人物雕塑是人类的精神产品，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；文化的内涵决定这人物雕塑的形式，人物雕塑的形式也丰富着文化的内涵。由于人物雕塑起源于工艺美术，因此大部分人物雕塑作品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实用性；注重人物面部刻画，并对塑像加彩，塑绘结合，互相补充，使得作品具有和绘画一样的美感和欣赏价值；注重以形传神，以凝练的人物雕塑语言，表现高度的意象美。人物雕塑是能显示一个化社会文化气息的大众艺术品。
